北京、上海、廣州這幾座時尚奢侈品公關的重鎮,每天都在發生著很多品牌發佈、秀場和派對,這些活動都安排在我們普通人平時很少涉足的高級場所。出門時還夾指拖、T恤大褲衩的媒體工作者們,到了晚上則要光鮮地穿著符合社交禮儀的正裝出席,中午還是外賣盒飯,晚上已經舉著高腳杯優雅地穿梭其間了。
一位做社會新聞的媒體人,有一次友情客串了遠赴歐洲採訪的軟宣活動,為了配合此次高規格的社交活動,他事先已經按照公關的著裝要求,專門去購置了一些smart casual的服裝。出發當天,因為沒有打到計程車,只能一路拖著兩個大箱子在嘈雜的居民區步行,然後坐上開往浦東國際機場的大巴。這一路心酸的顛簸,在登上飛機的一刻起,瞬間變成了高尚商務人士的優雅之旅,並且人生完成了很多的“第一次”——第一次坐商務艙,第一次在飛機上躺著到達了終點,第一次在歐洲住上了五星級酒店……從來都是自己聯繫採訪對象、聯繫住宿與行程的他,這一路被同行的公關照顧得都要忘記自己是出來“工作”的。
因為多年第一線的採訪經歷,使得他在一週內僅有的兩次採訪中表現得特別積極,問題都是他一個人提的,與被採訪對象的互動也是他一個人完成的,而其他幾位媒體的人士,仿佛很習慣這種拿拿材料回去編編的簡單工作,並且可能還在暗中嘲笑他的“認真”。這個人後來總結說,時尚記者還真好當,吃吃喝喝還拿紅包,還被人照顧得跟個爺似的。都是記者,人跟人怎麼差別就那麼大呢。
我跟他說,時尚記者的人生,也並不是都是這麼光明燦爛的吧。因為他不知道,有多少人願意擠進這個小小的光怪陸離的世界,而這個世界的勢利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你去參加名錶發佈,腕上沒有一塊五位數的手錶,請把它摘了放在辦公室吧。聽說香港的同行們,他們為了更加融入這個圈子,會擁有很多品牌的物件,隨著發佈品牌的不同而配搭。而這種專業精神的成本相當高,除了一些強勢時尚媒體的高級別人士會有一些品牌贊助,其餘的都要自掏置裝費。好在他們有很多機會可以去歐洲淘到打折名牌,即使這樣,每月不多的薪水,也差不多都花在一身行頭上了。
女友在歐洲載“欲”(物欲)歸來,幾個一線品牌的包包把信用卡刷爆,而腳上一雙名牌美鞋據說夾腳,在一頓骯髒的小龍蝦和與友人的輪番接風宴之後,才勉強穿得不再齜牙咧嘴。她說,這樣的鞋子,應該是穿在從高級車裏款款伸出來的一雙腳上的呀,人家設計的時候,本來就沒有想過會給我們這種擠公車的人穿吧。
就像鞋子合不合適,只有穿了才知道一樣,不親身體驗又如何可以在媒體上大談擁有者的感受?以相對於奢侈品微薄的薪水以身作則地做好時尚媒體工作的人,這樣的“分裂”生活應該是敬業精神的表現。
不過在好萊塢影片《21》裏,MIT數學天才坎貝爾為了籌措學費,加入羅薩教授的“21點”小組,並與該小組一起飛赴賭城拉斯維加斯進行實驗狂賭的事情,卻真正是一次分裂的經歷。因為週一到週五,坎貝爾在MIT充滿學術氛圍的校園裏苦讀;週末則飛往拉斯維加斯化身富豪第二代狂賭,然後就在品牌店瘋狂刷卡,在高檔夜總會豪飲。終於有一天,當他發現身邊的人因為覺得他越來越陌生而遠離他之後,坎貝爾才發現無法handle這種分裂生活帶來的強大落差感。